中國金融高質量發展之要義

黨的二十大報告鄭重宣告：“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中國式現代化是貫穿新中國 70 多年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主線，也是黨的幾代領導核心始終不渝領導全國人民努力奮斗的目標。與他國現代化相比，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鮮明特色、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它的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主題。在發展內涵上，它要求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產業優化升級和區域合理布局。金融高質量發展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相輔相成。金融高質量發展既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條件和構成內容，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機制和推進器。金融高質量發展的程度和進程制約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步速、節奏、程度、質量和成效。

01

金融高質量發展的行動指南

構建現代金融體系是黨中央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一以貫之的方略。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要“健全促進宏觀經濟穩定、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黨的十九大報告將金融納入“產業體系”范疇，強調要“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進一步指出，要“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這些論述明確了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定位、目標、功能、內容和機制。

構建現代金融體系，推進金融高質量發展應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金融問題的系列重要論述作為行動指南。2017 年 7 月，在全國第五次金融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的“三位一體”金融工作總方針。其中，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發展的方向和使命，防控金融風險是金融發展的底線，深化金融改革是金融發展的路徑。同時，他強調了推進金融發展要把握好的四項重要原則：一是回歸本源，金融要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把為實體經濟服務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全面提升服務效率和水平；二是優化結構，在完善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產品體系的過程中，堅持質量優先，引導金融業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三是強化監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風險能力，以強化金融監管為重點，以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為底線，加快相關法律法規建設；四是市場導向，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

2019 年 2 月 22 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以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題，習近平總書記系統論述了五個方面內容。一是金融在經濟中的重要性。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經濟興，金融興；經濟強，金融強。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二是金融使命。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需要。三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心。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強化金融服務功能，找準金融服務重點，以服務實體經濟、服務人民生活為本；要以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為重點，優化融資結構和金融機構體系、市場體系、產品體系，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更高質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務。四是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的重點。“我們要深化對金融本質和規律的認識，立足中國實際，走出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要抓住完善金融服務、防范金融風險這個重點，推動金融業高質量發展。五是防范金融風險的經濟基礎。實體經濟健康發展是防范化解風險的基礎，要注重在穩增長的基礎上防風險，強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逆周期調節作用，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堅持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防范化解風險。

2022 年 4 月 29 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時，以依法規范和引導我國資本健康發展為主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了三個方面問題。一是規范資本健康發展的重要性。他強調，資本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生產要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范和引導資本發展，既是一個重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既是一個重大實踐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關系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關系改革開放基本國策，關系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關系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必須深化對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國各類資本及其作用的認識，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發揮其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要規范和引導資本發展，就要設立“紅綠燈”，健全資本發展的法律制度，形成框架完整、邏輯清晰、制度完備的規則體系。二是資本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主要功能。他指出，我國改革開放 40 多年來，資本同土地、勞動力、技術、數據等生產要素共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繁榮發展作出了貢獻，各類資本的積極作用必須充分肯定。要歷史地、發展地、辯證地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存在的各類資本及其作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本是帶動各類生產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紐帶，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要發揮資本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同時，必須認識到，資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規范和約束，就會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不可估量的危害。三是要深化資本市場改革。要繼續完善我國資本市場基礎制度，更好發揮資本市場功能，為各類資本發展釋放出更大空間。要健全產權保護制度，深入推進實施公平競爭政策，全面落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消除各種市場壁壘，使各類資本機會平等、公平進入、有序競爭。

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論述指明了金融高質量發展的方向、目標、重心、機制、路徑、關鍵要點和應守住的底線。其中，“三位一體”的金融工作總方針居于統領地位，是推進金融高質量發展的行動指南。

02、緊扣服務實體經濟、推進金融高質量發展

金融是實體經濟發展的產物，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是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堅實基礎和根本動力。兩百多年來，實體經濟（尤其是科技）發展推動了金融發展。第一次產業革命時期，為破解批發性交易中“錢貨難以同時兩訖”的難題，以商業票據為代表的商業信用體系應運而生，不僅為銀行券、信用貨幣體系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性條件，而且推進了商業銀行存款機制與貸款機制的聯結。第二次產業革命時期，電力、石化、鋼鐵、輪船、汽車等重工產業的發展客觀上要求巨額資金的投入，推進了資本集中，股份公司“高歌猛進”，產業資本和銀行資本進行融合，資本市場快速發展。同時，貴金屬貨幣體系向信用貨幣體系轉變，貨幣發行從財政機制轉向了金融機制，商業銀行獲得了創造信用貨幣的能力，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發軔提供了實踐依據。20世紀50年代以后，電子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互聯網機制的拓展，推進了電子貨幣的誕生、金融工具的電子化和金融服務效率的提高，各種金融衍生品交投活躍。進入21世紀以后，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現代科技發展促進了金融科技和數字金融發展，提高了金融服務效率，擴展了普惠金融、綠色金融的覆蓋面。在兩百多年歷史中，實體經濟的發展不僅從數量、規模上推進了金融服務面，而且從質量、結構、機制和效率等方面提高了金融服務質量。這一歷史進程揭示了兩個基本邏輯：一是金融高質量發展是在持續滿足實體經濟的需求過程中實現的，離開了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金融將成為無源之水，失去高質量發展的方向和動力。二是金融高質量發展狀況應以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為唯一標準，簡單以金融增長率、金融收益率等指標度量金融高質量發展程度有失偏頗，可能掩蓋金融偏離服務實體經濟的程度。

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是一個內容豐富且復雜多元的動態系統，為此，金融高質量發展可從不同角度展開研討。李俊玲等 （2019） 基于省際面板數據，對2013—2017年31個省 （自治區、直轄市）的金融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了測度，認為這五年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金融高質量發展平均水平小幅提高 （其中，金融自身發展水平、金融支持經濟創新發展水平提升較快），但金融高質量發展程度參差不齊。鐘華星（2021）基于國際比較的角度，從規模、結構、穩定性和效率等維度分析了我國金融高質量發展的現狀以及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對策。王曙光（2019） 強調，在深入推進金融發展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過程中，應同時貫徹金融供給主體和金融需求主體意義上的競爭中性原則，對各類金融機構一視同仁。孫兆斌 （2018）、陳斌輝 （2021） 從普惠金融角度，尚猛等（2022）從產業數字金融角度，吳健（2022）從鄉村振興戰略角度，陳敏安（2022） 從共同富裕角度，李偉 （2019） 從標準化建設角度，梁儒謙和賀禎 （2021） 從文化金融角度，分別研討了金融高質量發展中實體經濟需求和可選擇的應對之策。

緊扣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充分發揮金融的各項功能，提高金融與經濟的契合程度，這同時是金融高質量發展的過程。

第一，加快推進新發展格局的構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戰略部署，是夯實經濟發展根基的戰略決策。金融支持新發展格局的構建可從三個層面展開：一是在宏觀層面上，通過加快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完善貨幣政策調控機制和宏觀審慎政策，以流動性為抓手，著力提高資金流與物流、人流和信息流的契合度，有效協調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和投資的循環，在推進消費結構升級和區域經濟發展平衡過程中解決不充分不平衡的短板，在更高水平上實現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動態平衡。二是在微觀層面上，通過加快建立現代商業信用體系，以貨款回流為抓手，打通實體企業再生產微循環中的堵點，切實提高內源融資的比重和效能，實現國內大循環的良性運行。三是在國際經濟層面上，通過國際收支的平衡機制，以匯率市場化為抓手，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機制，提高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加快“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暢通。

第二，支持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第一次產業革命以來的歷史證明，關鍵核心技術是市場競爭（尤其是國際市場競爭）的根本。中國已經走過依靠大量引進先進技術、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的后發優勢階段。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唯一出路在于自主創新。金融支持“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可從四個層面展開：一是在科研人員層面，形成對人力資本的社會共識，突破唯有資金投入才能形成股權的認知，建立人力資本轉化為股權（包括無面值股票）的機制，提高由人力資本形成的股份在公司股份中的比重和公司治理中的話語權，激勵科研人員的創造力和積極性。二是在社會層面，激勵天使投資向“種子”投資聚集，將各種偶發靈感、奇思妙想等轉化為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圖紙、模型或方案，為研發關鍵核心技術、整合科技資源等提供充足的種子來源。三是在公司層面，積極推進創業投資發展，充分發揮創業投資基金和股權基金的積極作用，給關鍵核心技術提供可持續的資本性資金，將關鍵核心技術的研發建立在長期資金支持的基礎上。同時，深化銀行體系支持科技創新的體制機制改革，形成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科技保險、科技成果轉化中的貸款風險補償機制等。四是在股票市場層面，要充分發揮科創板的機制，突破以財務成本計算創業投資價值的認識，確立以市場機制計量創業資本和創業利潤，激勵社會資金向“硬科技”領域聚集，加速高新技術產業化。

第三，加快建設現代產業體系。現代產業體系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經濟基礎，也是中國國際競爭力的根基。引進海外先進技術、投資于“短平快”項目已成歷史，現代產業體系建設要求以中長期資產為基礎，因此，金融支持現代產業體系建設應從中長期資金供給上著眼。一是在實體企業層面上，充分發揮債市、股市在提供中長期資金方面的融資功能，運用市場機制吸引社會資金（包括外資）向制造業傾斜，支持制造業的技術升級和設備改造。二是在產業鏈層面，以主干企業為抓手，發揮商業信用機制，在產業關聯、技術關聯、市場關聯和信息關聯的基礎上加上金融關聯，提高主干企業對上下游中小微企業的引領能力、帶動能力和整合能力，形成具有市場競爭力和較強韌性的產業鏈。三是在市場層面，發揮股權投資基金的功能，積極促進公司并購、資產重組、產業整合和結構調整，推進產業在科技持續進步基礎上的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和提質增效。

第四，積極推進鄉村振興。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鄉村振興是一個復雜且長期的系統工程，既要大力發展農業經濟，也要推進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更要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金融支持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應以普惠金融為基點，綜合運用各種金融機制，補足農村金融短板。具體來看，可從四個層面展開：一是積極支持農村的土地確權，在此基礎上，加快發展和進一步完善“公司+農戶”的運作模式，尊重市場規則，推進土地使用權的抵押貸款，擴展農戶和農業可運作的資產規模。二是協調各類金融機構的金融機制，加快推進“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進程，培育和選擇符合條件的農業經濟組織進入資本市場放債發股，使得農民在分享產業增值收益的基礎上，獲得資本市場金融運作的收益。三是提高商業性金融機構與政策性金融機構、地方財政、公益性機構等的合作水平，借助現代數字信息技術和支付系統，支持鄉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提升農民可獲得的金融服務內容、數量和質量，縮小城鄉金融服務差距。四是適應綠色發展的新需求，綜合運用各類金融機制和綠色金融產品加大金融支持生態建設、綠色發展的力度、廣度和深度，為生態建設提供充足的中長期資金。

第五，加快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提高以開放促改革的力度。依托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加大雙向開放水平，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金融支持雙向開放，應以多邊規則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為基點，從三個層面展開。一是以加大資本賬戶開放為抓手，進一步拓寬境內外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推進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金融領域，深化境內金融市場的全球化程度。二是以人民幣國際化為抓手，加大人民幣跨境使用力度，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中的比重。三是以“一帶一路”建設為抓手，充分發揮亞投行、絲路基金的作用，按照多邊規則的要求，探索多國聯手投資運作新路徑，創新國際金融合作機制，形成多元化投融資機制，逐步提高資本性資金在資金輸出中的比重，提高中國配置全球經濟資源的能力。

03、堅守防范風險底線、夯實金融高質量發展基礎

防范金融風險是金融高質量發展的永恒主題。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始終強調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2018—2020年間將化解金融風險列為三大攻堅戰的首位，采取了一系列舉措處置了經濟金融運行中存在的嚴重風險。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指出，在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中要“加強和完善現代金融監管，強化金融穩定保障體系，依法將各類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金融高質量發展必然要以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為最基本的底線。

在馬科維茨資產組合理論的基礎上，1964年威廉·夏普提出了系統性風險理論，認為在多種金融產品組合中不可對沖的風險屬于系統性風險；系統性風險主要由宏觀經濟變化所引致，如政策風險、經濟周期風險、匯率風險等。此后幾十年，經濟金融領域在理論、制度、流程和技術等方面發展形成了系統的從微觀角度識別風險、評價風險、分散（或組合）風險和管理風險的機制，通過金融產品、資產定價和金融運作等將實體企業經營中的相關風險轉移到了金融領域。同時，通過資金供給、金融交易、資產組合等機制將對應風險分散給了各類市場參與者，促進了資產、風險、收益之間的匹配。這些認識暗含著兩個理論邏輯：一是微觀主體（實體企業、金融機構等）可以充分化解經營運作中所出現的各種微觀風險（一旦風險難以處置，破產就成為最終選項）；二是微觀主體的金融風險不會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但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打破了這些認識，微觀主體成為引發和推動此輪金融危機的主要力量。它告訴人們，在現代電子信息技術條件下，由市場主體引致的微觀金融風險是有可能聚集和蔓延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一旦發生，不僅可能導致前期經濟金融發展的成果受到重創，給經濟社會生活帶來災難性影響，而且可能阻礙經濟金融的進一步發展。

金融風險的成因相當復雜，但大多與債務相關聯。資金可得性理論、金融加速器理論和金融脆弱性理論從各自角度解釋了金融風險與債務（或信貸）的內在機制。對任何一個高負債的微觀主體來說，一旦發生資產損失，將通過資產負債表的“負債-資產-負債”的聯動機制影響債權人的資產質量。在經濟上行時期，市場購銷兩旺，實體企業的貨款回流、利潤、資產等的財務表現良好，基本能夠按期償付債務本息，經濟風險不易顯示；在金融層面上，信貸本息大致能夠如期收回，金融市場交投活躍、收益率上行，金融風險不易暴露。但在經濟下行時期，市場購銷蕭條，實體企業的財務表現下滑，如期償付債務本息的難度加大，融入資金的成本上升且難度提高，償付到期本息的風險向金融機構轉移。同時，信貸收縮，金融市場交投下滑、收益率降低，債務鏈的脆弱性凸顯，系統性金融風險加速形成。中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轉向了中高速增長，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之下，經濟增速還可能進一步走低，金融風險進入了易發、高發時段。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在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存在著一系列長期積累及新出現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亟待解決。一是經濟的結構性體制性矛盾突出，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一些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和利益固化藩籬日益顯現；二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推進高質量發展還有許多卡點瓶頸；三是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強，還需要攻克不少難點；四是確保糧食、能源、產業鏈供應鏈可靠安全和防范金融風險還須解決許多重大問題；五是重點領域改革還有不少硬骨頭要啃；六是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七是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托育、養老、住房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八是生態環境保護任務依然艱巨。

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中國金融在高質量發展過程中需要有效解決好四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完善金融統計。防范金融風險，要實現金融監管對各類金融活動的全覆蓋，就必須完善金融統計，使得金融監管“耳聰目明”，各種金融政策的選擇有著充分可靠的依據。實現完善金融統計，有三個方面工作有待完善：一是建立金融總量指標體系。2022年年底，M2為2664320.84億元，社會融資存量規模為344.21萬億元，其他存款性公司總資產3766293.96億元。這些數據雖有總量色彩，但均非金融總量。缺乏金融總量指標體系，不僅意味著有一部分金融活動可能未納入統計（監管） 視野，而且意味著各類彼此關聯的金融活動所引致的風險狀況有一部分可能未被察覺。2018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出臺了《關于全面推進金融業綜合統計工作的意見》，但從公開披露的信息看，效果并不明顯。二是建立金融流程體系。每項金融活動均有著與制度規定、體制機制等相符合的邏輯流程，它們是防范風險的重要基礎，也是金融監管“順藤摸瓜”的重要抓手。一旦流程出錯，該項金融運作的風險將明顯加大。各項金融活動流程相互交織形成了金融活動網絡體系，如果一些金融活動偏離流程規定，通過漣漪效應，就可能引致系統性金融風險。三是建立資金流量（金融交易）分析體系。1986年以后，中國就開始編制資金流量表并逐步予以完善，但資金流量表的公開披露缺乏及時性 （時常延期兩年以上），金融監管部門難以通過資金的流量、流向和流速展開金融風險的研判預測，也難以依此研討相關的經濟金融活動，選擇應對之策。

第二，防范債務增長風險。以銀行信貸放款為主的間接金融機制必然引致經濟金融運行中的債務規模增長，債務規模一旦突破了資本性資產可承受的范圍，難以償付到期本息的風險將陡增。金融高質量發展過程中，防范債務風險需要關注三個問題：一是加大處置不良貸款的力度。隨著經濟增長率下行，前期信貸進入了不良率易發高發階段，尤其是2020—2022年間，為了抗擊新冠疫情，以展期、無還本續貸等方式投放的6.53萬億元貸款，在經濟步入常態運行后，延期還貸政策逐步退出，大量不良貸款將陸續顯現。二是加快處置地方政府債務。2020年以來，為了抗擊新冠疫情，穩增長、保就業、擴投資，地方政府顯性債務快速增長，到2022年年底已達35.1萬億元。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地方政府給予足夠的財政支持，在財政收支矛盾比較突出的條件下，如何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已日漸緊迫。三是穩住宏觀杠桿率。以銀行信貸資金為主支持經濟發展，由于所有信貸資金均屬債務性資金，必然導致宏觀杠桿率的上行。2020—2022年間，中國的宏觀杠桿率上升了26.6個百分點，年均增速達到10.8%，遠高于GDP增速。宏觀杠桿率的上升意味著由債務增加引致的風險正在加速累積。不難看出，防范化解風險依然任重道遠。

第三，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資本無序擴張和壟斷嚴重影響著市場經濟的運行秩序，是引致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大隱患。2021年以來治理資本無序擴張、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深層長效機制還有待完善。一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經濟制度，完善和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等法律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規范資本發展，充分發揮各類資本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二是要進一步完善資本制度，設置紅綠燈機制，限制創設子公司、孫子公司的層級以限制資本擴張倍數，限制股權質押的效力以遏止同一股權反復質押套取銀行信貸資金的行為，出臺禁止同業競爭的法律規定以弱化壟斷的形成機制。三是加強監管力度，防范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的發生。

第四，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控。隨著國內國際雙循環新格局發展，資本賬戶開放力度擴大，跨境資本流動將進一步增加，國際市場的金融風險向境內傳遞的概率也將增加。一是深化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推進境內外人民幣匯市的聯通，加強運用匯率機制抵御海外價格波動和金融市場波動對境內市場沖擊的能力。二是強化出入境大額資金審核力度，防范非法資金和問題資金假借各種名義流入流出。三是加大對國際收支表主要項目的跟蹤監察力度，不僅應形成對貿易項、資本與金融項的重要資金流出入的監察機制，而且應對“誤差與遺漏”項的長期巨額負數進行系統剖析并形成糾錯機制。四是堅持多邊主義原則，貫徹合作共贏理念，聯合有意愿的國家和地區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加快借貸資金輸出向資本性資金輸出的轉變。

04、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

改革開放既是金融高質量發展的路徑，也是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動力。在推進發展新格局建設中，金融要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質量和效率，就必須從深度和廣度上改革現有體制機制、調控方式和金融體系，調整金融資源配置格局，更加充分地發揮金融市場功能。面對數字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綠色經濟等快速發展所形成的多元復合要素配置趨勢，要有效化解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也必須對現行的金融運行機制、資金結構、組織體系和監管體制等進行改革。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金融制度、體制機制和金融結構的重大變革，與政策調控相比，具有長期性、深層性和系統性。深化金融改革需要把握好三個要點。

第一，確立尊重常識、尊重規律和尊重法律的改革理念。常識是人們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共識，具有很強的理念性和實踐性。金融改革思路和舉措一旦偏離了常識，就將面臨難以有效實施的困難。經濟規律是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的內在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金融改革舉措一旦偏離了經濟規律的要求，金融發展就將遇到挫折，事倍功半，甚至因受到客觀機制懲罰而付出沉重的代價。法律是市場經濟的活動規矩，金融改革中要破解妨礙高質量發展的難點和堵點，必須依法展開。一旦偏離了法治，不僅將大大降低相關舉措的合法性、可行性和有效性，影響法治環境的建設，而且將受到法律的懲罰。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時常遇到一些需要凝聚共識、通盤謀劃、審慎抉擇之事，只有在敬畏常識、敬畏規律和敬畏法律的理念指引下，才可能舍繁就簡，求得最大公約數，攻堅克難。

第二，厘清各層面的改革重心。金融改革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克服金融壓抑、推進金融深化的過程。金融體系的改革涉及諸多方面，內容豐富繁雜，抓住重心展開改革，有利于施展破解主要矛盾的效應，推進其他矛盾迎刃而解。在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金融體系改革需要同時解決好五個相互關聯的重大問題：一是建立現代中央銀行制度，構建宏觀審慎政策體系，貨幣政策調控機制從直接調控為主轉變為間接調控為主，調控重心從“重需求管理”轉向“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協調”。二是加快形成有效的市場價格基準體系。進一步完善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國債收益率曲線，形成金融產品價格的市場基準。加快形成利率的市場化形成機制，構建完善的市場利率體系和有效的利率傳導機制。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推進外匯市場的國際化。在這些改革推進的基礎上，加快形成央行運用價格機制調控金融運行的新格局。三是加快金融脫媒進程，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積極推進商業銀行的業務轉型，明顯降低生息業務在總業務量中的比重，提高綜合經營比重。同時，切實降低實體企業的融資成本和提高城鄉居民的金融財產收入水平，充分發揮金融促進財產分配和共同富裕的功能。四是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體制機制，加快從機構監管為主向功能監管為主的轉變，建立金融監管的負面清單機制，形成統一協調的金融監管部門機制及中央與地方分層的監管體系。五是加大資本市場雙向開放的力度和廣度，在繼續擴大滬港通、深港通和債券通的基礎上，有序推進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

第三，形成判斷金融改革成效的標準體系。金融體系的改革是否深化，應以服務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為基本判斷標準，具體包括：一是貨幣政策調控方式是否已向價格調控轉變。二是金融機構為自己服務的比重是否已有效降低，在降低實體企業融資成本的同時是否提高了各類資金供給者的金融資產收入水平，是否有效形成了金融推進共同富裕的機制和普惠金融的機制。三是直接融資比重是否明顯提高，多層次債券市場體系是否已經形成，股票發行注冊制是否切實落實，以交易規則不同為劃分標準的多層次股票市場體系是否建立。四是金融監管的體系機制是否轉向了行為監管為主，是否實現了金融活動全覆蓋，是否形成了市場化的風險處置體系和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機制。五是加快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步伐是否與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要求相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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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陽投資向中國人民大學捐贈并設立教育基金運營的主要資助項目。

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大重陽聘請了全球數十位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為高級研究員，旨在關注現實、建言國家、服務人民。目前，人大重陽下設7個部門、運營管理4個中心(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來，人大重陽在金融發展、全球治理、大國關系、宏觀政策等研究領域在國內外均具有較高認可度。